天津卫

天津原本是作为军事守备屯兵要塞而建立的,自明永乐二年(1404)设卫筑城,就以“卫”的形态存在,随着时间推移,军营渐变为城市,但早期军队文化,对于天津本土的影响潜移默化,一直流传下来,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。

金真佑三年,在三岔河口一带建立军事设施直沽寨,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名称。《金史》记载,直沽寨是金朝设在武清、柳口(今杨柳青)附近的一个军事据点,派有都统、副都统驻守。宋朝时,为抵御辽兵南下,朝廷在海河南岸设置以“寨”“铺”命名的军事据点,派驻重兵戍边屯垦。当时的寨名有“独流”“沙窝”“当城”“双港”“泥沽”“小南河”等,绵亘至今依然沿用。

明代,燕王朱棣和侄子朱允炆争夺皇位,率军从直沽寨南下夺取皇位。为纪念开始发兵的“龙兴之地”,朱棣把“直沽”这个“天子渡河之地”赐名为天津,并在此驻军。从那时起,“天津”和“卫”联系在一起,天津卫成了天津的别称。

天津卫

“卫”是古时军事编制,明代一个卫下设五个千户所,每个千户所有1120人,每个千户所分十个百户所,每所112人,每个百户所分成两总旗,每旗50人,每旗包含五小旗,每小旗10人,总的算起来,一个卫有5600人。明代除天津卫外,本地还有天津左卫、天津右卫,统称三卫,总计16800人。

刚建卫时重武轻文,军人子弟经常发生口角,打架是家常便饭。为稳定军心,明正统元年(1436),天津左卫指挥使朱胜,以一处家宅创办“卫学”,教育官兵子弟,这是天津最早的官办学校,也就是今天文庙所在地。后来朝廷下令凡有武卫的地方,都要设卫学,武官与军士子弟入学接受教育。

清咸丰年间,僧格林沁下令修建天津城防,当时在距老城五六里的地方挖壕筑墙,以增强天津城的军事守卫,所筑围墙俗称“墙子”,围墙中间设十四个营门,包括东西南北四个营门和十个偏营门,围墙外所挖壕沟就是墙子河。

天津卫

过去的天津城,与军旅有关的地名、遗迹随处可见,如天津市区的大营门、小营门、南营门、北营门,这些“营门”当年都是军事防御设施。南开区中营前街,是明代军队神机营驻地,也是当时的武器库。天津市区边缘有几处以“靶”为名的街巷,如河东区靶村、靶道、靶里,南开区靶道(后称靶大街),还有靶东街。

津南小站地区的前营、后营、中营、正营、南副营、东右营、西右营、传字营、盛字营、老左营、小营盘等地名,这些“营”都是清朝末年袁世凯操练北洋新军时驻地的营房。

武清北小营,相传辽国萧太后率兵在此扎营,得名“萧家营”,后讹传为“小营”。另如武清区的大营、胡营、三百户营、韩指挥营,宝坻区的驻防营、种田营、东马营,蓟州区的八营、东兵马营、大刀剪营……,历史上都是兵营和屯垦之处。蓟州区有王指挥庄、刘总兵庄,武清区有韩指挥营,宝坻区有王指挥庄等以长官命名的地名。

天津卫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1866年,三口通商大臣崇厚,在天津城南三里海光寺开设天津机器制造局,制造洋枪、洋炮、小型轮船,称为西局枪炮厂。转年崇厚在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附近,挖壕沟建围墙,设立天津机器局火药厂,又名天津机器局东局,称为“东局子”,有两千多工匠,包括洋匠及闽广江浙人,是当时北方最大工厂。

明清两代在天津屯田的士兵、漕运的水手,以及长期驻扎在天津的李鸿章的淮军、袁世凯的新军,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了军旅气氛,客观上也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。

天津卫